张学良是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之一。本性最适合做一个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可现实偏要压他一肩的戎马战事和国恨家仇，更遇上“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罪名令他几成民族公敌；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他自己却从此被幽禁半个世纪，也因此赢得了世人的敬重。他无限感慨地说：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
张学良最初吸食鸦片是因为不堪忍受战争的困苦局面。对此，他在其自传体遗著《杂忆随感漫录》中写到：“人们一定相当奇怪，为什么当时的将领们，多是吸食鸦片呢？我现在以过来人的身份略为说一说，以免在这个问题上使人费解。在战斗激烈时，常连日的昼夜不得休息，而情况上发生变化，负责者必须立即处断，不但身体上劳苦，精神思虑上亦得十分费力……我吸上鸦片，是在那郑州战争之时。在那个时候，我已厌倦内战，心中十分烦闷，战事又不甚得手。在某一次将领们进见，向我请求撤退，我闻之十分气愤，责彼等无胆无识……”。
面对战败，张学良称：“心中十分痛苦，不能饮食，但仍需支持这个困苦局面，就这样吸食了鸦片。”海洛因是比鸦片毒性更大、更易成瘾的药物。当它们最初面世时，肩负的任务却是“戒大烟”。1805年，一位德国药剂师从鸦片中分离纯化出吗啡，而之后很多年里，医学界对其毒性都莫衷一是。1874年《申报》的广告栏里，可以见到这样的文字：“由伦敦新到戒烟药莫啡散多箱，其药纯正而有力，故杜瘾之效较为速捷。”到了清末，海洛因也开始出现在国内各地西药房，供人直接口服，几乎包治百病，当时它的最大生产国是德国，而直到上世纪20年代初，德国药品当局还没听说过“海洛因上瘾”这回事。可想而知张少帅这次戒大烟的结果：他对吗啡形成了药物依赖。后来，张学良又在北平协和医院试戒，但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
1932年前后，张学良嗜毒之深，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一般情况下每过半小时就要注射一次吗啡，以至于他身上几乎已经找不出一块完整的皮肤了。后来到达上海，张学良的第一宗决心，就是要彻底戒除毒瘾。张学良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陋习好改志为鉴，顽症难治心作医”，将其挂在卧室的墙壁上，每日吟诵，以便随时告诫自己。戒毒的治疗过程，是先从肛门输入麻醉药与其他药物，使病人沉睡。渐渐失去镇痛药效后，病人开始腹痛、肌肉剧痛、呕吐、腹泻。接着从病人身上取出疫苗，制为血清，再注射到病人身上。一次一次药物增加，病人之痛苦愈难忍耐。为防止张学良无法忍受而抓伤身体，米勒医生把他的手、脚都捆在椅子上。当毒瘾发作时，张学良翻滚、吼叫之声惊慑全院，他左右人员不忍目睹此景，曾数次为其暗送毒品，幸亏米勒大夫请来张学良的亲信部下谭海持枪站岗才堵截住了这一几乎导致功败垂成的漏洞。
当院方的看护人员无法控制张学良时，米勒院长只得以自己的体力与他展开疯狂搏斗。到了戒毒的第八天，张学良已经可以下地行走。不但张学良自己感到愉快，守护的人员也由衷地感到欣慰，尤其是负责治疗的医生们，可以说是曾冒了生命危险，因为张将军部属曾对米勒大夫发下狠话，如果张将军被戒死，一定会把他枪杀。就这样，张学良终于戒除了有六七年之久的毒瘾，迎来了他人生的一个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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