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的成长背景，说不上多么苦难，也不是那种“天降奇才”的童话版本。
她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家里不富裕，但也没缺过书香气。父母对她要求不高，却从小就教她要靠自己去争气。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那时候，杨佳才刚上高一。父母和老师劝她去试试，没抱太大希望，就当是练练手。
结果，她直接考上了郑州大学英语系——15岁的大学生，这在当年可不常见。不是因为她有多幸运，而是因为她一直很自律。那种看上去不声不响，背地里却拼命努力的孩子。
大学期间，她的英语水平飞快进步。写的论文连美国来的客座教授都给打了满分。大三那年，她被提前挑进了郑州大学青年教师进修班。
不到20岁，杨佳已经站在讲台上教别人英语了。
那时候，她被学生们称作“最年轻、最有亲和力”的老师。不仅课讲得好，还经常搞模拟国际会议，鼓励学生大胆用英语交流。她相信，英语不是背出来的，是用出来的。
她认真准备每一节课，用心对待每一个学生，从不偏袒尖子生，也不放弃差生。她对教学的理解简单又朴素：“学生成绩不好，问题不一定在他们，可能是老师没教好。”
那几年，她评了很多“优秀教师”，学生们也对她满是尊敬。她以为自己会这样顺顺利利地教书一辈子。可命运，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
29岁那年，杨佳的世界突然变了。
起初只是看书有点吃力，她以为是近视加重。直到视线开始模糊、看书频频跳行、视野越来越窄，她才意识到问题可能不简单。
一查，结果就是“视神经病变，视力不可逆损伤”。
医生的话像铁锤一样砸下来，毫无缓冲。
杨佳说，自己在医院的走廊里站了很久，心里只有一句话反复出现：“我以后还怎么教书？还怎么生活？”
她没放弃，一家医院不行就换下一家，北京几家大医院她几乎跑了个遍。西医看了，中医也试了，针灸、按摩、偏方全上。
她不甘心。但结果并没改变什么。
直到一个普通的冬天，她醒来，睁开眼——世界只剩下黑暗。彻底的黑暗。
更雪上加霜的是，丈夫也在这时候选择离婚，带走了他们的女儿。
杨佳极力挽留女儿，可前夫的理由是，“你连自己都照顾不了，还怎么养孩子？”
这一句话，狠狠戳穿了她最后的自尊。
她曾试着在地坛公园无人的角落里呐喊，情绪崩溃到极点。她说，那时的自己觉得，人生就像跌进了一个看不到出口的深井，只有自己一个人待在里面。
如果故事停在这里，那就是一个悲剧。但杨佳不是那种轻易认输的人。
刚失明那段时间，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黑暗加上沉默让人快窒息。她开始反思：“难道我前29年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吗？”
她不甘心。
在父母帮助下，杨佳开始重新学习最基础的生活技能：穿衣、吃饭、走路——就像一个刚学走路的孩子。
生活里的小事，在她这儿都成了挑战。盲杖绊倒她不止一次，用吸管喝水却不小心戳到眼睛……这些琐碎的失败，她默默咬牙忍下。
可比生活更难的是事业上的重启。
她开始学盲文，用手指一点点摸出英文字母的凹凸。开始用语音读书软件一点点“听”完专业书籍。她还学会了用电脑语音系统敲键盘写论文，听不清就一句话一句话回放，写不了字就反复敲字母记音。
用了两年时间，她终于重新站回讲台。
那一刻，她没有哭。她知道自己来之不易。
每次上课，她六点不到就出门，为的是能摸索着准时到校；她在黑板上画好标记，靠双手配合板书写字的间距；她每节课都提前练几十遍，就怕讲得不够清楚。
学生们根本看不出她是盲人，直到最后发现她的课讲义几乎字字不差。
那一刻，很多人都对她肃然起敬。
很多人以为，杨佳失明后还能站上讲台，已经是奇迹。
但她不觉得够。她想继续提升自己，想学更前沿的知识。
那时她已经是国内有影响力的教师了，可她觉得自己还不够懂世界，不够懂公共管理。不想一辈子待在舒适区。
于是，她备考哈佛大学。
你没听错，是全世界最难申请之一的哈佛大学。
8年后，杨佳成功进入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公共管理硕士。那一年，她37岁，盲人，独自一人。
在哈佛，所有课程都重视阅读、写作、独立研究——对于视障者来说是残酷的考验。
她要阅读五百多页的课程材料，却不能像别人一样翻书。
她的方式是：把每页书扫入电脑，再用语音读出，一页页、一行行听下来。整整500页，她用听的方式一点点啃完。
别人读三小时，她可能要花十个小时。为了节省时间，她晚上不睡，清晨再继续。
结果呢？
每一门课都拿了优秀。她的课堂笔记被同学称为“完美讲义”。
毕业典礼上，哈佛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公开表扬她：“她是中国的软实力。”全场掌声雷动。
她说：“盲人并不比别人差，只是他们需要别人多给一点理解和时间。”
从哈佛归来，杨佳不仅继续在中科院教书，还开设了《经济全球化》《沟通艺术》等新课。她用英文授课，将哈佛课堂搬回中国。
但她也没忘记自己的盲人身份。
她知道，光靠个人努力还不够，残疾人的生存困境要靠制度来改善。
早在1996年，她就在香港提出：“让信息技术与盲文和谐相处。”
那会儿，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电脑，杨佳已经在推广盲人信息无障碍系统。
她自己就是活教材，用计算机听书写作，推广盲人电脑培训；她还推动开发中文语音系统，方便视障人群。
她不光做，更走到第一线：去机场、地铁、剧院等地亲身体验残疾人设施，找出问题。
1997年，她参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之后又参与起草《北京宣言》，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
2008年，她成功当选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专家委员会委员——监督世界上第一部残疾人权利保护国际公约的执行。
那一次，她站在联合国演讲台上，用一口流利英文，说：“一个国家文明与否，看它如何对待残疾人。”
全场鼓掌。
杨佳并不是天生乐观的人。她也崩溃过，也自卑过。
但她说得很清楚：“与其说失明是一种创伤，不如说是挑战，是财富。29岁前，我超越别人；之后，我在超越自己。”
这个说法很真实，也很有力量。
她没把自己的成功包装成“你也可以”的鸡汤，她知道，每个人的起点不同。但她想告诉大家的只有一点：
实力，得靠一点一滴自己积累；而命运，不是你可以选择的，但你可以决定怎么面对它。
所以她才能在失明后，靠盲杖重新走路，靠键盘重回讲台，靠梦想叩开哈佛，靠信念影响世界。
这是她的故事，也是很多人“活下去”的答案。
参考资料：
《人民日报》专访：杨佳教授的人生轨迹与观点；
“中国科学院”官网人物介绍；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开档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